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就是英国！趁他病，要他命！他不是殖民地多吗？非洲、亚洲、加勒比……我们一个一个给他敲掉！抢过来！德国的那个奥地利下士正乐得看我们和英国狗咬狗，他好专心整合欧洲。龙国的那个东方恶魔现在眼里只有他的‘新秩序’和内部建设，只要不动他的波斯湾和南洋，他也懒得搭理大西洋这边的‘旧世界’恩怨。”
杜鲁门的眼神变得凶狠而贪婪：“现在就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必须从英国身上，把赔给龙国的那一万两千吨黄金，连本带利地捞回来！用英国的鲜血和财富，给美利坚输血，争取恢复和喘息的时间！先生们，制定计划吧，目标：肢解大英帝国，夺取其海外资产，特别是那些有资源、有战略位置的要地！让伦敦为他们的背叛付出代价！”
地图室内，一项基于残酷现实和复仇欲望的新战略就此定调。美国的锋芒，在太平洋折戟后，被迫转向了看似更虚弱、但也可能更棘手的昔日盟友。全球棋局上，又一枚危险的棋子被愤怒和绝望推向了不可预测的位置。1945年的冬天，对于英美关系而言，注定格外寒冷。
伦敦，法国流亡政府临时总部（一所略显破败的贵族宅邸）
房间里弥漫着潮湿的寒气、陈旧的雪茄味，以及一种比伦敦的雾更浓重的绝望。窗外是陌生城市的阴郁天空，而非巴黎的轮廓或马赛的海岸。夏尔·戴高乐将军高大的身躯站在壁炉前，背对着他那些面色憔悴的同僚，仿佛想从微弱的炉火中汲取一丝根本不存在的暖意和力量。
“先生们，” 戴高乐的声音低沉而压抑，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我们在这里，在泰晤士河畔，已经待得够久了。时间，正在一点点蚀刻掉我们的勇气，消磨掉士兵的斗志，也……模糊了祖国的模样。”
他缓缓转过身，那双惯常坚毅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深刻的痛苦和一种近乎燃烧的焦虑。“每一天，我都能听到来自海峡对岸的、更加压抑的呻吟。我们的人民，法兰西的儿女，正在铁十字的军旗和万字徽下痛苦挣扎。而我们，”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部长、将军，“我们这支最后的、象征性的军队，这十几万依然愿意为法兰西三色旗而战的勇士，还能在这里等待多久？等待一个我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英国援助’？等待德国人自己崩溃？不！”
他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必须为法兰西的命运，寻找一个新的支点！继续被动地等待，就是在等待我们自己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死亡！”
海军司令苦涩地接口，声音里满是无力与愤懑：“将军，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最后一点像样的海军家当——那些好不容易从土伦、从布雷斯特突围出来的舰艇——去年就被英国人‘征用’了。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海上战事不利，为了共同的事业，自由法国需要做出贡献’。贡献？那是赤裸裸的吞并！现在我们连一艘像样的驱逐舰都没有，士兵们被困在这些岛上，成了看别人脸色的寄居者！”
一位来自巴黎的老年贵族，代表着一部分传统精英的悲观与清醒，他叹了口气，用苍老而缓慢的语调说道：“戴高乐将军，您的焦灼我们都感同身受。但请正视现实。用我们这十几万缺乏重装备、没有空中掩护、后勤依赖他人的军队，去正面冲击欧洲大陆上的德国战争机器？那无异于自杀。而且，不要忘了，德国背后站着谁？是龙国。柏林和北平的关系，如今密切得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龙国需要一个强大、听话、能牵制英国和苏联的‘欧洲霸主’，而奥地利下士正好提供了这个角色。他们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甚至共享技术、资源。连美国那样拥有两洋舰队和庞大工业的巨人，都在龙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赔掉了上万顿黄金，丢掉了太平洋。我们呢？”
他环视四周，语气悲凉：“我们没有国土，没有工厂，没有资源。我们的士兵在这里是‘客人’，士气在日复一日的闲置和失望中消磨。我们的政府，说得好听是‘流亡’，说得直白些，就是仰人鼻息，任人摆布。英国自身难保，还能给我们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复国的希望……渺茫啊。”
这番话像冰水浇在众人心头，但并非所有人都甘于接受这种绝望。一位一直沉默的陆军上将，目光锐利，突然开口道：
“既然旧大陆的希望已经渺茫，英国这艘破船即将沉没，我们为何还要死死抱着它不放？”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一幅略显陈旧的世界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北美洲，然后划过非洲，最后停留在广阔的澳洲。“我们去找美国！”
他转过身，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冒险家的光芒：“美国绝不会放过英国现在的虚弱。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英国就算不亡，也将彻底沦为二流国家，被德国和龙国的新秩序边缘化。美国需要盟友，需要能在未来格局中支持它的力量，更需要给德国和龙国制造麻烦的棋子。我们这十几万经历过战火、组织尚存、对德国抱有深仇大恨的军队，对美国来说，是一笔有价值的资产！”
他越说越激动：“光复故土，在可预见的未来确实极难。但重新建国呢？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一个属于自由法兰西的新国家？北美？美国或许不会轻易让出核心地盘，但非洲的某些法国旧殖民地？或者……澳洲？！”
他的手指停在澳洲大陆上：“亚洲不行，那里是龙国的绝对禁区，赵振的意志无人敢挑战。但澳洲呢？它远离欧亚大陆核心，英国对其控制力随着本土的衰落而减弱，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渗透。那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如果我们能以帮助美国对抗英国在太平洋残余势力、或者在战后平衡德国/龙国影响力的名义，获得美国的支持，在澳洲划出一片土地，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
他看向戴高乐，声音充满蛊惑力：“将军，我们这十几万法兰西勇士，除了对德国、龙国、美国和苏联这四大巨头需要谨慎外，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怕谁？我们拥有重建国家的核心人口、军队和行政管理框架。在澳洲，我们可以摆脱在欧洲的绝境，获得一块实实在在的、不受德国威胁的领土，延续法兰西的政治实体和文化血脉！这比在伦敦的出租屋里慢慢腐朽，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解放’，要现实得多！这或许是历史给予法兰西民族，在绝境中涅盘重生的唯一机会！”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有人震惊于这个提议的大胆和“离经叛道”，指责这是“逃跑主义”、“背叛欧洲”；也有人眼中燃起新的希望，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条绝处逢生之路。戴高乐脸色变幻不定，这个提议完全颠覆了他一直坚持的“在法国土地上恢复法国”的核心信念。但残酷的现实，英国的无能，美国的转向，以及那日渐渺茫的归国希望，又像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头。
去澳洲？在遥远的南半球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是对祖国地理和情感的背叛。然而……继续困守英国，等待那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诺曼底第二”吗？或许，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绝境中，生存和延续的形式，不得不做出最痛苦、最现实的改变？
戴高乐的目光重新投向地图，从熟悉的欧洲轮廓，移向那片陌生而广袤的南方大陆。一场关乎法兰西流亡政府最终命运的、激烈而痛苦的内部辩论，就此展开。未来的道路，从未如此模糊，又如此沉重地摆在“自由法国”领袖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