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从索邦大学毕业。
论文答辩那天，天气很好。巴黎难得有那样好的太阳，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一块的金色。答辩教室里坐着三位教授，我的导师坐在中间，头发全白了，蓝眼睛藏在厚眼镜片后面，像两潭深水。
我的论文题目是《侠与骑士,血与复仇 : 中式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的比较研究》。
写了五个月，用法语。从《天龙八部》到《亚瑟王之死》，从郭靖到兰斯洛特，从基督山伯爵到连城诀，从江湖道义到骑士精神。
我把那些在城西中学被窝里偷看金庸的夜晚，把我那段血与火的往事，把在索邦图书馆里啃古法语的艰辛，都揉进了这篇论文里。
骑士忠于领主，侠客忠于道义。骑士为荣誉而战，侠客为弱者拔刀。骑士的剑指向敌人，侠客的刀，有时候指向自己。
讲到一半，一个教授举手。
“任先生，”他说，“你的论文很精彩。但我想问一个题外话。”
“你在论文里写道：‘侠客的复仇，不是快意恩仇，而是自我放逐的开始。’”他看着我，“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能说说你是怎么想到的吗？”
我低下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开口。
“因为我见过。”
教授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继续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为兄弟报仇，杀了仇人。但仇人死了以后，他没有解脱，没有快意。他只是点了一根烟，然后发着呆，想着心事，等待着另一场复仇的到来。”
一个教授开玩笑地问：“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我也笑了，说：“当然不是，我是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杀人。”
我顿了顿，又说：
“其实.....复仇不是终点。终点是活着的人，怎么继续活下去。”
我的导师轻轻点了点头。
那个教授又问：“那你觉得，什么是侠？”
我看着窗外。
窗外是巴黎的天，很蓝。但我脑子里闪过的，是枱州灰蒙蒙的街道。我说，“侠，不是武功有多高，不是杀了多少人。是在所有人都退的时候，有人往前站了一步。”
我想起张敦海最后那个大拇指。
想起陈成静静地坐在墙脚。
想起李大昭咬着格桑不肯松口。
“真正的侠，”我说，“是明知道结局注定失败，还是往前站那一步，为了心中的信念。”
答辩结束了，最后一位教授问完问题，合上文件夹，对我点了点头。三位教授低声交换了几句意见，然后导师站起来，宣布我通过。
“ félicitations。”
掌声稀稀落落，只有三个人。
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
导师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任，”他说，“你的论文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方。那些侠客，和我们的骑士，原来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
我说：“谢谢您。”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我有个建议，”他说，“留下来，跟我读博。你的研究方向可以继续深入，法语水平也够了，我可以帮你申请奖学金。”
我愣住了。
读博？
那是三到五年的事。继续读书，继续写论文，继续待在巴黎。留在拉丁区的小阁楼里，冬天裹着羽绒服敲键盘，夏天去塞纳河边散步。
然后成为一个学者，在大学里读书，教书，写书，直到老去。
坦白说，这种人生很幸福，但是我得赶紧上班挣钱了，我已经30岁了，还没上过一天班，这让我有些焦虑。
于是我说：“老师，我想回国。”
他没有意外。
只是点点头，说：“我猜到了。”
毕业典礼后第三天，我去他办公室告别。
办公室在索邦老楼的四层，窗户对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栗树，叶子已经开始黄了。他坐在那张堆满书的旧桌子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袋，递给我。
“给你的毕业礼物。”
我打开，是一套书。
《àrecherche du teps perdu》，马赛尔·普鲁斯特。
七卷本，伽利玛出版社，封面是淡淡的米黄色，书脊已经有点磨损了，像是被人翻过很多遍。
我抬头看他。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深邃。
“这本书，”他说，“很适合你。”
我说：“为什么？”
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看向窗外，看着那棵栗树，说：“普鲁斯特花了十五年写这本书。他把自己关在那间软木贴面的屋子里，与世隔绝，只为了找回逝去的时光。”
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