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转折点，是大二上学期。
那时候我一直在法语系旁听一门课《法国文学史》。每周四下午，实验楼阶梯教室，讲司汤达，讲巴尔扎克，讲雨果。
我去得比法语系的学生还勤，永远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棵梧桐树，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讲课的是张教授。
张老师那年五十出头，短发，戴细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带着点南方口音。她早年留学法国，在巴黎三大拿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西外教书。据说她年轻时写过诗，出过一本薄薄的诗集，后来不写了，但讲起课来，还是有一股诗人的感觉。
我旁听了整整一学期，没缺过一堂课。
期末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我收拾书包准备走。张老师站在讲台边，突然开口：“那位旁听的同学，你留一下。”
我愣住了。
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我走过去。张老师看着我，目光很温和。
“你叫什么名字？”
“任戟。”
“哪个系的？”
“中文系。”
“听了一学期，觉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挺好的。”
张老师笑了：“挺好的？就这三个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没再追问，只是说：“你每次坐那个位置，我都能看见你。记笔记，从头记到尾。法语系的那些孩子，都没你认真。”
我说：“谢谢老师。”
她点点头，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从那以后，我和张老师慢慢熟悉起来。
有时候下课了，她会叫我去办公室坐坐，喝茶，聊天。聊法国的文学，聊法国的电影，聊她当年在巴黎留学的事。她说她住过拉丁区的小阁楼，冬天冷得要命，裹着羽绒服写论文。说她在塞纳河边走过无数遍，从圣母院走到铁塔，走一整个下午。说她在莎士比亚书店打过工，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流浪汉，有诗人，有从美国来的嬉皮士。
我听着，偶尔问两句。
她也会问我。问我家是哪里的，问我为什么来西外，问我为什么比同班同学大几岁。
我说，我复读过。
她没再问。
有些事，她可能猜到了，但她不问。这是我感激她的地方。
大二下学期，我开始认真想一个问题：毕业以后干什么？
都说中文系是考公王炸专业，但我有犯罪前科在身，肯定是没法考公了。
现在有两条路摆在面前。
一条是保研。我的成绩在中文系排前几名，保研没问题，留本校或者去更好的学校，继续深造。
一条是回老家当老师。我爸托人问过，湖州的中学缺语文老师，稳定，离家近。
两条路都挺好，也都不好。
保研吧，还得再读三年，甚至可能还会读博，我比同届的大四五岁，再读三年出来，得三十岁了。而且读书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回老家吧，又觉得不甘心。我一回去，这辈子大概就交代在那儿了。结婚，生子，混到退休，一辈子就那样了。
我犹豫了很久，拿不定主意。
那天下午，我去张老师办公室。
她正在改作业，抬头看我一眼，说：“坐。”
我坐下，不说话。
她改完手上那份，放下笔，看着我：“有心事？”
我说：“张老师，我在想毕业以后的事。”
“哦？想得怎么样了？”
“没想明白。”
她靠进椅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来听听。”
我就把保研和回老家两条路说了。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任戟，你有没有想过出国？”
我愣了一下。
“出国？”
“对。”她放下茶杯，“去法国。”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法国？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吧？
张老师看着我，说：“你听了我一年的课，我看得出来，你对法国文学是有感觉的。你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学生，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上次写的那个《悲惨世界》的读书笔记，我看了，写得不错。”
我说：“那是作业。”
“作业也能看出东西。”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去法国读个研？一两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比国内省时间。而且法国公立大学不收学费，只收注册费，生活费也还行，花不了多少钱。回来以后，法语加上你的中文系背景，找工作不难。”
我没说话。
脑子里乱乱的。
去法国读研。
那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
张老师等了一会儿，说：“不用现在就做决定。回去想想，跟你爸妈商量商量。如果想好了，我可以帮你写推荐信。”
我点点头，说：“谢谢张老师。”
走出办公室，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校园里，心里翻来覆去想着张老师的话。
法国。
那是加缪的法国，是波德莱尔的法国，是福楼拜的法国。那些名字，那些作品，那些故事，我在书里读过无数遍。但那个真实的法国，在万里之外，我从来没敢想过。
可张老师说的那些话，像一颗种子，种在心里了。
当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
我把张老师的建议说了，说去法国读研，说花费不高，说张老师愿意帮忙写推荐信。
我妈听完，沉默了一下，说：“问你爸。”
我爸接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