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林安和王幼楚分头行动，为孩子们上学的事奔波。
林安通过外交部干部司开了相关证明，又联系了在北外和教育部工作的老关系，详细询问了北外附中今年的招生政策和可能的插班机会。
对方听说林安刚从驻意大利大使任上回来，儿子外语突出，都表示愿意帮忙牵线，尽快安排测试。
王幼楚则动用了自已在以前在学校的人脉，联系上了实验二小的一位副校长。
对方听说林月是刚回国的外交官子女，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表示可以安排一个简单的面试和测试，只要孩子基础不是太差，可以考虑接收。
与此同时，林安也通过朋友介绍，物色了两位教学经验丰富、尤其擅长给“特殊”学生补课的退休教师。
一位是原四中的数学特级教师，一位是师范大学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
两位老师看了林曦在意大利的成绩单和一些作业，又和他简单交流后，都认为这孩子思维活跃，基础不差。
缺的是对国内知识体系和考试套路的熟悉，只要有针对性地强化，短期内追上完全可能，他们同意每周来家里上几次课，进行一对一辅导。
给林月找的启蒙老师，也很快确定了，是附近小学一位刚退休的、极有耐心的低年级优秀教师。
1977年2月16日，林安的假期正式结束。一大早，他换上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提着公文包，走出了雨儿胡同，步行前往那个熟悉而又庄严的所在——海子里（不懂什么意思的朋友可以去百度百度！）。
春寒料峭，但长安街两旁的树木，已隐约可见枝头萌动的芽苞。
他的心境，如同这早春的天气，清冷中孕育着勃勃生机。
从林安踏进那扇门开始，就已经不再是驻外大使林安，而是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安。他的战场，从国际交往的一线，转向了国内政策制定的中枢；
林安使用的工具，也从外交辞令和实务合作，变成了深入的调研、缜密的分析和精准的文字。
在门口经过严格查验后，由工作人员引导着，再次走进了那座静谧的院落，来到了“政策研究室”的牌子下。
主任吕元超同志已经在办公室等他了，吕主任年约六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黑框眼镜，面容清癯，目光温和中透着睿智与严谨。
他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英两门外语，长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从事研究工作，作风扎实，思维缜密，在理论界和政研系统内威望很高。
“林安同志，欢迎，欢迎！”吕元超站起身，热情地与林安握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
“路上辛苦，家里都安顿好了吧？孩子们上学的事有着落了吗？” 他显然对林安的情况有所了解，开口便是亲切的关心。
“谢谢吕主任关心，都安排得差不多了，让您费心了。”林安连忙道，他感受到吕元超身上那种学者型领导特有的细致与亲和力。
“坐，快请坐。”吕元超示意林安在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泡了杯茶
“这是杭州的老朋友寄来的龙井，你尝尝。咱们搞研究的人，离不开茶提神。”
简单的寒暄后，吕元超的神色转为工作时的专注与凝重：“林安同志，你的履历和之前的工作，我很清楚。
有丰富的一线外交和经济合作经验，又有国际视野，还能著书立说，引起反响，这很难得。
现在调你来研究室，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对你能力的信任。”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厚厚一叠文件，放在林安面前的茶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