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回到燕京的第二天早上，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红色电话是专线，能打进来的不超过二十个人。他放下手里的文件，拿起听筒。
“老丁，是我。”电话那头是公安部部长贺远征的声音。贺远征和他同年转业，一个去了公安，一个去了组织，几十年下来，称呼还是没变。
“老贺，什么事？”
贺远征沉默了一下。“你家那个孙子，叫丁平？”
丁伟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怎么了？”
“他写了一首歌。”贺远征的声音忽然低了一些，像是在说一件不想让别人听见的事。“在京州，烈士的葬礼上唱的。那首歌，现在公安部从上到下，没有人没听过。”
丁伟没有说话。
贺远征继续说：“老丁，我干公安这么多年，送走的人不计其数。缉毒警、刑警、国安，哪年不走几个？追悼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悼词念了一遍又一遍，敬礼、盖党旗，一套流程走下来，该哭的哭了，该扛的还得扛。可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敢站在那些墓碑前面，安安静静唱一首那样的歌。”
他的声音有些哑。
“那首歌，我听了三遍。第一遍是在办公室，小马放给我听的，录音效果不好，呼呼啦啦的全是风声，但那孩子的嗓子一出来，我就知道，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歌。第二遍是在家里，晚上，关了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听的。第三遍——是在部里的烈士纪念墙前面。”
他停了一下。
“老丁，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老赵、老孔算两个，今天，我服你孙子！九岁的孩子啊，能写出那样的词、唱出那样的调，他到底是怎么长的？你是不是偷偷给这小子开小灶了？”
丁伟握着听筒，沉默了好一会儿，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孩子：“那小子，别的不爱，就爱看书。别的孩子在外面疯跑打闹的时候，他抱着书看；别的孩子哭闹耍脾气的时候，他还是抱着书看，没什么特别的。”
贺远征笑了，笑声很短，带着点调侃：“拉倒吧老丁，你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看书能看出这本事？我看你是偷着乐呢！
挂了电话，丁伟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那棵银杏树。秘书进来送文件，他点了点头，没有动。又过了一会儿，桌上的红色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国安部部长秦仲年的电话，声音比贺远征低，带着点国安人特有的谨慎，说话点到为止，从不啰嗦。
“丁部长，那首歌，我听过了。”
丁伟等着他说下去。
秦仲年说：“我们这边，每年都有同志走。不能发讣告，不能开追悼会，不能立墓碑。家属问起来，只能说‘因公殉职’。问在哪儿殉的，不能说。问怎么殉的，也不能说。他们的孩子，每年清明节问妈妈去哪儿了，妈妈只能说‘爸爸出差了’。出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没有人知道。”
他的声音依旧很平，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重：“那首歌里有一句，‘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们这边的人，一辈子都在践行这句话。活着的时候，没人认识他们；死了之后，还是没人知道他们是谁，做过什么。那孩子才九岁，他懂什么叫‘不需要被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