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静悄悄的。几盏路灯还亮著，照著水泥地，泛著冷光。墙角堆著几辆自行车，车把上蒙著一层灰。他走到资料室门口，停了一下。门关著，锁得好好的。他伸手摸了摸那把锁，铁的，凉得扎手。钥匙在口袋里，硌著大腿。他站了几秒，继续往前走。
推开办公室的门，里头一股闷了许久的味儿，像什么东西发了霉。他拉开窗帘，外头的天灰濛濛的，还没亮透。他把那些东西从怀里掏出来，一样一样摆在桌上——“猎鹰”的口供、那张手绘的地图、记著那三个代號的纸条。他把地图展开，用手指顺著那条线走，从汕头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中间要停十几个站。他盯著那条线看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杨小炳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端著两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著“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红漆掉了一半。他走进来，把其中一个放在何雨柱面前，自己端著另一个在对面坐下。何雨柱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凉了。他放下缸子，把那张地图折好，塞进抽屉里。
“广州那边，人动了吗”
杨小炳点点头。“昨天晚上从汕头坐火车。往北走。按速度算，后天到北京。”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天亮了，太阳还没出来，灰濛濛的。院里有人走动，脚步很轻，扫帚刷拉刷拉的，一下一下的。
“给李建国打电话，让他准备。人一到，就收网。”
杨小炳应了一声，走了。缸子还搁在桌上，水面上漂著一点灰。何雨柱站在窗前，看著那片光一点一点亮起来。
第三天下午，广州那边来了电话。林建国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东西听见。“院长，人上车了。三个人，分开走的。一个坐硬座，一个坐臥铺，还有一个坐软臥。票买到北京，但中途可能会换车。”
何雨柱握著话筒。“盯住了。別让他们发现。”
林建国说。“行。广州这边的人跟到郑州就换手，郑州的人接著跟。到了北京，杨小炳接。”
电话掛了。何雨柱站在窗前，把那张地图又从抽屉里拿出来，摊在桌上。他看著那条线，从汕头弯弯曲曲地伸到北京，手指按在终点那个点上，按了很久。
第四天凌晨，电话又响了。何雨柱接起来，那头是杨小炳，喘著粗气。“团长，人到了。刚出站，现在在等计程车。”
何雨柱握著话筒。“盯住了。別让他们跑了。”
杨小炳说。“跑不了。老鲁盯一个，赵铁柱盯一个，我盯一个。”
何雨柱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暗了一截，安全出口的灯亮著，绿莹莹的，照著墙上那些斑驳的白灰。他走到资料室门口，脚步慢了一下。门关著，锁垂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看了两秒，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