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何雨柱靠著车窗，看著站台上那些送別的人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模糊的一团。杨小炳坐在对面，手里攥著那把从不离身的匕首，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老鲁坐在靠过道的位置，闭著眼，像是睡著了，但何雨柱知道他没有。
车过黄河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杨小炳把匕首收起来，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黑漆漆的夜色。老鲁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何雨柱没睡，他听著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一声一声的，像心跳。窗外的河面看不见了，只有偶尔闪过的灯火，在水面上晃一下，就没了。他想起那年去东北，也是这样的夜，也是这样的火车。那会儿找的是帐册，现在找的是人。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
到广州的时候是第三天下午。车门一开，热浪先涌进来，湿乎乎的，粘在皮肤上。站台上人挤人，扛著蛇皮袋的，挑著扁担的，抱著孩子的，声音嗡嗡的，像一锅粥在滚。有人用广东话喊，尖著嗓子，何雨柱一句都听不懂，但能听出那股子急。他站在车门口，被后头的人推了一把，才迈下台阶。脚踩在站台上，水泥地是软的，被太阳晒了一天，还没凉透。
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中年人举著牌子，上头写著“接北京何雨柱同志”，被来来往往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他看见何雨柱，挤过来，伸出手，手很粗糙，全是老茧，脸晒得黑红，说话带著浓重的广东口音。
“何处长我是广州市局的，姓陈。”
何雨柱跟他握了握手。陈公安没有立刻说正事。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那个陈志远……”他顿了顿，“我们查了。在沙面那边住过一阵子。用的假身份，叫『李国强』。”
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著何雨柱。
“说是南洋回来的华侨。”
何雨柱等著他说下去。
陈公安又吸了一口烟。
“但南洋那边，我们查了，没这个人。”
沙面在珠江边上，以前是租界。那些洋楼还在，红砖的，白墙的，门口种著棕櫚树，叶子耷拉著，被太阳晒得发蔫。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太太坐在骑楼底下摇蒲扇，蒲扇啪啪地响，打在腿上。陈公安把吉普车停在路边，发动机熄了火，周围突然安静下来，能听见蝉叫，一声一声的，撕心裂肺。何雨柱下了车，鞋底踩在柏油路上，粘了一下，又抬起来。这里的空气比火车站还湿，吸进去，肺里沉甸甸的。
陈志远住过的那栋楼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三层，灰扑扑的，墙皮掉了不少。陈公安掏出钥匙开门，楼梯窄，木头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302，三楼。”
何雨柱跟著他往上走。楼道里黑漆漆的，灯坏了，陈公安打著手电照著路。302的门上贴著封条，撕开以后，推开，里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家具还在，但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了。何雨柱站在客厅中间，看著那张空荡荡的书桌。墙上掛著一幅画，是珠江的夜景，落款是“李国强”。画框歪了，像是被人碰过，又没扶正。
杨小炳蹲下来，看地上。地板上有一圈长方形的印子，像是放过箱子的。
“团长，这里放过东西。不小。”
何雨柱走过去，蹲下来看。灰尘里有一圈长方形的印子，箱子底的纹路都印出来了。他站起来，走到臥室。床上的被褥还在，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著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开的那页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他拿起书，翻到扉页，上头写著“李国强购於香港，1963年春”。他把书放进包里。
“能查到他去哪儿了吗”
陈公安摇摇头。
“查不到。他用的是假身份，火车票、汽车票都没留真名。我们查了码头，也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但……”他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圈邻居，有人说上个月看见他在巷口跟一个年轻人说话。二十出头，圆脸，戴眼镜，说了大概二十分钟。走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往东边去了。”
何雨柱站在窗前，看著外头的珠江。江水黄黄的，在阳光下泛著光。对岸是白鹅潭，有几艘船停在那儿，船上的旗子垂著，一动不动。他想起那幅歪了的画框，想起那本翻开的书，想起那个“独在异乡为异客”。
“他在等人。”
陈公安没听清。
“什么”
何雨柱转过身。
“那本书，是翻开的。画框是歪的。他走得不急，还有时间收拾。但他没收拾完——有人来了，或者，他以为有人来了。”
陈公安愣了一下，走到窗边，看了看那幅画，又看了看那本书，没说话。
第二天，陈公安带他们去了那家华侨商店。店在上下九，门面不大，里头卖的都是进口货，手錶、钢笔、打火机，还有洋酒。经理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姓黄，戴著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看见何雨柱他们进来，没立刻迎上来，而是把手里那杯茶喝完，才慢慢走过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你们是公安”
陈公安亮了亮证件。
黄经理没接那张照片，看了何雨柱一眼，又看了看杨小炳，才把照片接过去。他举起来看，离得远，又凑近，反反覆覆看了好几遍。
“李国强”他把照片放下，摇摇头，“不像。”
何雨柱没说话。
黄经理看了他一眼，又把照片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