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
阿姆斯特丹，东区。
一栋建於上世纪末的老建筑里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著什么。
他们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党员，也有头髮花白的老同志。
阿尔伯特费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国，在柏林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夜校里面教过书，在街头和工人们聊天。
他见过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见过工人从奴隶变成主人。
现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这间破旧的仓库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样渴望改变的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
费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们，这是柏林的消息。共產国际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渐进的时候了。欧洲的局势已经变了。德国、法国、义大利、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我们也不能掉队。”
旁边的范德林登，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费恩同志，我们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动。实在是我们现在手头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听到这话的费恩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张手绘的荷兰地图前。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从德国回来吗”
他指著地图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为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诉我：时机到了。”
“我在德国待了十四年。我看著德国同志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也用了不断的时间才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
我们呢我们才刚开始。”
“可是，现在確实不一样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这是柏林来的最新指示。共產国际的同志说，现在的世界革命形势，已经不是数年前了。德国、法国、义大利、苏联——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英国在退缩，美国自顾不暇。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他把文件放下。
“所以，策略要变。从渐进，变成主动。”
范德林登皱起眉头。
“主动怎么主动罢工游行还是像西班牙那样，拿起枪”
费恩看著他。
“都可以。但要快。”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著几个大字。
“总罢工——武装起义——建立社会主义荷兰”
会议室里安静了。
范德林登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费恩同志，这……”他抬起头，“我们准备好了吗”
费恩说：“没有。但西班牙的同志也没准备好。波罗的海的同志也没准备好。革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来。”
“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打仗。”
“我从柏林回来之前和克朗茨同志面谈过一次，他说，只要我们开口，他们就来。”
范德林登皱起眉头。
“费恩同志，你確定要这样做请外国军队来荷兰人会怎么看”
费恩看著他。
“范德林登同志，你记得一九一八年吗”
范德林登愣了一下。
费恩说：
“一九一八年，德国人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想靠我们自己建立起一个新的荷兰。
可结果呢政府调来军队，把我们的同志抓的抓，杀的杀。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和我，像狗一样逃到德国。”
“十四年了。我不想再空等十四年了。”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担心荷兰人会说我们是德国人的傀儡。担心革命会变成占领。担心我们贏了，也只是换一个主人。”
他看著每一个人。
“但你们想想，西班牙人当初也担心。波罗的海的人也担心。结果呢德国人打完就走了。西班牙现在是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波罗的海是波罗的海人的波罗的海。除了各国来帮扶援助的同志们就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因为他们知道，革命不是靠枪桿子能输出的。革命要靠自己。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帮我们打贏第一仗。后面的路，还是得由我们自己走。”
一个年轻工人第一个站起来。
“费恩同志，我同意。”
他看著范德林登。
“范德林登同志，您说的对。我们的力量很弱。但正因为弱，才需要帮助。西班牙的同志当初也弱。波罗的海的同志也弱。他们有了帮助，就强了。”
范德林登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费恩同志，电报发了吗”
费恩说：“还没有。我要等你们的意见。”
范德林登站起身。
“发吧。”
他伸出手。
“费恩同志，我们一起干。”
费恩握住他的手。
会议室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发吧！”
“让德国同志来！”
“把荷兰从资本家手里夺回来！”
费恩看著那些激动的脸，看著那些握紧的拳头。
他想起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他也见过这样的脸，这样的拳头。那时候他们失败了。这一次，不会了。
远处，阿姆斯特丹的教堂钟声正在敲响。那是圣尼古拉斯教堂的钟，三百年来，它一直在敲。为国王敲过，为商人敲过，为每一个统治过这座城市的人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