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有回头。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单薄，像一张被拉得过紧的弓。
“我们需要谈谈。”她走到他身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沈砚终于转过头。他的眼睛红肿，脸上泪痕未干，但表情是于晚晚从未见过的麻木——那不是平静，是某种更深层的、情感过载后的断电状态。
“谈、什、么。”他的声音平板无波，像在读说明书。
“谈那封信。”于晚晚把布包放在工作台上，“谈你的母亲，谈六岁的你，谈为什么一封信就能让我们的婚礼暂停。”
沈砚的视线落在布包上，眼神有一瞬间的波动，随即又归于死寂。
“你、不、懂。”他说。
“那就让我懂！”于晚晚的声音陡然拔高，又立刻压低，“沈砚，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曾以为，这半年来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最难的——你的手伤，我的耳鸣，舆论的压力，职业的重建……我以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残缺中建立完整。”
她的声音哽咽了：“但现在我才发现，有些伤痕埋得太深，深到连你自己都以为它们不存在了。”
沈砚的右手开始颤抖——不是平时的微颤，是剧烈的、无法控制的颤抖。他试图用左手按住它，但两只手一起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