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随之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繁忙。学者们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考订真伪，辨析异同。争论之声时常从馆内传出。
关于东晋，争论焦点在于：如何评价“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如何书写淝水之战的胜利与其后的无所作为？如何界定北伐的正义性与屡次失败的内因？
关于桓玄，则相对简单，基调定为“篡逆”，但其迅速败亡的教训，仍需深入挖掘。
关于诸凉，则更为复杂。需要客观记录其建国、施政、外交、灭亡的过程，尤其要分析其在民族地区统治的得失，这对于当前统治河西极具参考价值。
每一篇“纪”、“传”或“载记”的初稿完成，都会经过集体讨论，再由崔浩审定，最后呈送御览。陈衍对此极为重视，时常会提出意见。
比如，在看到关于东晋末年赋役沉重的记载时，他批注：“此条需突出民不聊生之状，与朕永兴元年减免天下赋税形成对比。”
在看到某位凉国君主善于用人、发展经济的记载时，他批注：“此君虽为割据，然此策可取。可稍加赞扬，显朕朝兼容并蓄、吸取众长之气度。”
在看到某次胡族叛乱被血腥镇压的记载时，他沉思良久，批注：“处理民族事，徒恃武力，终非长久。当引以为戒。”
修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对前朝政治的彻底清算和批判，同时也是一次对永兴新政合法性的系统论证。通过史官的笔，东晋的腐朽无能、桓楚的篡逆不法、诸凉的偏安短视，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大秦的兴起，则被描述为顺应天命民心，解民于倒悬的必然结果。
消息传出，在士林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议论。许多学者以能参与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为荣。这也使得更多的人才汇聚到长安，无形中增强了新朝的文化向心力。
《晋书》、《楚载记》、《凉书》的编纂，绝非简单的史料汇编。它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被立在了永兴王朝的面前，既照见了过去的失败与黑暗，也映衬出当下的光明与希望。它旨在告诉天下人，也告诉后世：永兴之治，并非无源之水，它是建立在深刻历史反思基础上的、全新的开始。这部正在诞生的史书，将不仅仅是记录过去，更是在塑造现在，定义未来，为永兴王朝奠定坚不可摧的历史与法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