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一些胆大心细的北府细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城内的某些实权人物取得了联系，许以更具体的承诺和保证。
军事行动也成为了心理战的一部分。北府军的攻击开始变得富有选择性。
对于抵抗激烈的区域，炮石弩箭毫不留情，进行毁灭性打击，展示其无可抗拒的武力，强化守军“抵抗必死”的认知。
而对于一些抵抗意志明显薄弱、或者有暗中联络迹象的防区，北府军的攻击则雷声大雨点小，有时甚至故意网开一面，允许少量人员“侥幸”逃脱，让其将恐慌情绪带回城内。
对于试图出城投降的个别士卒或小股部队，北府军则严格遵守诺言，予以接纳，给予食物，并对其进行简短“教育”后，有时甚至会放其回城，让他们成为活的广告，讲述晋军的“宽大”和“守信”。
这种区别对待的策略，进一步加剧了城内的分化。那些遭受猛攻的部队怨气冲天，认为自己是替死鬼；而那些被“放过”的部队则心存侥幸，抵抗意志更加薄弱。
而所有心理战术能够生效的终极基础，依旧是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围城日久，城内的存粮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最初还能保证军队的口粮，后来只能减半发放，稀粥能照见人影。普通百姓更是早已断粮，只能挖掘草根树皮，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饿殍随处可见，呻吟哭嚎之声日夜不息。
饥饿，是最有效的瓦解剂。它剥去了人性最后的尊严和忠诚。什么国仇家恨，什么君臣大义，在空空如也的肚腹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食物，活下去。
当北府军偶尔用抛石机将一些热腾腾的饼饵投入城中时，引发的不再是嘲笑，而是疯狂的争抢和踩踏。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比千言万语的劝降书更直接地击垮了人们的心理防线。
长安城，从内部开始腐烂、发臭。城墙依旧高大，但守城者的意志已经千疮百孔。军队纪律涣散，逃亡事件与日俱增。将领们各怀鬼胎，有的暗中联络准备献城，有的则抓紧最后时间搜刮财富，准备后路。姚泓躲在深宫，发出的诏令几乎无人听从，他的朝廷已经名存实亡。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刘裕的策略，正在一点点地抽干长安最后抵抗的底气。这座巨大的城市，虽然还没有被物理攻破，但其精神内核早已崩溃。它像一颗被蛀空的大树，外表看似完好，只需最后一阵微风，便会轰然倒塌。北府军的最终总攻，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只是去接收一个早已在心理上投降了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