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地棍，一经拿获，直接流放，没有任何多说的，同时还要严查官府之中和他们将勾结的人，凡是官府中人和这些地棍、讼棍勾结的，一律予以严惩，加三等从重量刑。
同时还要改变地方官员们想法，现在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多地方官员们认为要达到使民无讼，刑期无刑的状况，才能够证明地方治理的效果好，但是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由于经济的发展，百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诉讼发生的频率自然是相应的提高了，这点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地方官员们再想和之前一样，减少诉讼是显然不可能的了，随着大明的经济发展，常常因为小事成讼，微隙小嫌，也容易兴词告讦，虽然地方官员们一再教化百姓，要求百姓们不要轻易上告，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诉讼与日俱增，这点是很难纠正的。
劳堪以总督之尊，也曾经发过告示称：“凡有微隙小嫌，动辄兴词告讦，即使明白问官片言折狱，犹不免守候株连妨工废业之苦。若遇不明官员生事，衙役需求诈索，无所不至。即使发难之人、徙讼之单，未有不幡然懊悔者。刁险之徒每每工于构讼，凡告一词无论口角小隙，户婚田土，架起最大题目报泄私忿之外，又必罗织无辜殷懦多人或或赘词尾或牵证佐兼之。此非良善之所为也！”
但是收效甚微，苏松等地的官司是与日俱增，这点是大势所趋，朱载坖也下旨给地方官府，嗣后由朝廷专司负责司法，地方官员对于百姓的诉讼也不必过于阻拦，但是对于这些讼棍，朱载坖认为确实是要处理的。
朱载坖召集地方和督师大学生沈鲤还有随行的重臣们一道商量此事，地方官员们看法是很明确的，就是坚决打击这些讼棍，维护地方官府的权威，对于地方官府的这个看法，朱载坖认为也是合理，一些讼棍在地方搅扰，搞得地方不能安宁，影响了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
劳堪就说道：“陛下，衙门小吏勾结讼棍、匪徒，择肥而是噬，唆使与讼也。查无情之词，弊端百出，有本人挟仇报复或骗诈不遂或情理本亏，因而诡捏事故，牵控多人，遽呈之后，即潜身远遁或暗通差役，匿不赴案。但欲被告之人受其拖累，以为快着，又有无赖棍徒，行踪诡秘，揣人肥瘠，伺人衅争间抵隙，乘饥播弄，务令讼成，从中取利。甫告于州县旋控于上司，结状未乾又复翻告者，以上两类，亟应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