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堪六月初，赵顼对三娘说的两件事情就有了结果。
渝州的民变根本就是混淆视听。所谓的“青苗法引发民变”，实则是当地豪强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蓄谋已久的叛乱。
经密探与转运司联合查实，叛军首领李光吉世代盘踞渝州，垄断当地盐铁贸易，鱼肉乡里多年。青苗法推行后，官府按律清查其名下隐匿的田产，又禁止他再向百姓放高利贷，断了他们的财路。
为此，李光吉怀恨在心，纠结梁承秀等人，伪造官府苛待百姓的假象，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聚众闹事，甚至勾结山贼袭击州府，妄图借此逼迫朝廷废除青苗法，恢复他往日的特权。
因此，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揭竿起义”，不过是李光吉、梁承秀等人裹挟百姓、对抗朝廷、抵抗新政的幌子。并且，因着他们的抵抗，青苗法在当地都未能全面推行，赋税亦未加征，所谓“新政引发的民怨沸腾”，纯属刻意捏造。
而种谔战败之事，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诬告。
派去边关的御史查明，抚宁之战当日，夏军突袭抚宁，兵力数倍于宋军，且绕道奇袭，守军措手不及。种谔亲率残部死守城池三昼夜，粮尽援绝，终因城墙崩塌而被迫撤退。并无任何软弱无能、贪生怕死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