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广谦率领的省委联合调研组返回沈阳后，其调研报告和意见，连同大连市委、市政府的正式请示，被提交到辽宁省委常委会进行专题讨论。
这次常委会的议题单一而重大，气氛严肃。据后来传出的零星消息，会议讨论异常激烈，持续了整整一天。
有部分常委认为，大连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和工业基地，其发展潜力远未充分释放。
给予其计划单列地位，有利于突破现有体制束缚，更大程度发挥其开放龙头作用。
不仅对大连自身，对带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
大连方面准备充分，方案详实，展现了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意愿。
反对的常委则主要担心几个方面：一是省级财政和事权受到削弱，影响全省统筹协调能力；
二是可能引发其他兄弟城市（特别是沈阳）的攀比和不满，打破省内平衡；
三是大连自身的管理能力是否真能跟上，存在风险；
四是时机问题，重庆刚刚获批，短时间内连续批准，是否会引起中枢对“一哄而上”的担忧。
省委书记郭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各方意见。
高广谦代表调研组做了全面汇报，既肯定了大连的优势、准备和强烈意愿。
也如实反映了调研中收集到的不同看法和潜在风险，未做倾向性结论，但建议省委从全省长远发展出发，予以慎重考虑。
最终，经过反复权衡，特别是在考虑到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重点发挥沿海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宏观导向。
以及大连独特的区位优势、扎实的经济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工作基础后，辽宁省委常委会达成原则性共识：支持大连市申请实行计划单列体制。
会议要求省政府根据常委会精神，对大连的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完善，并代表辽宁省，正式向政务院提出请示。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获得省委的支持，意味着扫清了最大的地方性障碍，大连的申请得以进入国家层面的决策程序。
1983年深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请求批准大连市实行计划单列体制的请示》文件，送达北京，正式摆上了政务院的案头。
文件详细陈述了理由，附上了大连市的论证报告和省调研组的意见，并强调了省政府的支持态度。
政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大连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时任政务院的主要领导批示，要求由国家体改委牵头，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劳动人事部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考察组，赴大连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考察组的规格极高，由国家体改委一位副主任亲自带队，成员囊括了相关部委的司局级领导和专家。
他们的任务，是从国家改革全局、对外开放战略、经济管理体制、财政运行机制等多维度，对大连的申请进行“终极评审”。
消息传来，大连上下既感振奋，也倍感压力。
这将是来自最高行政机关的、最具权威性的检验。
林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进行紧急动员和部署。
林安强调：“省委的支持来之不易，但国家考察组的评估更为关键。这是我们向中央展示大连决心、能力和前景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机会。
全市上下必须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以最好的状态、最实的成绩、最诚恳的态度，迎接考察，接受检验！”
迎接国家考察组的工作，在高度紧张而又井然有序的氛围中展开。
与迎接省调研组时相比，这次准备更加注重体现“国家视角”和“全局意义”。
汇报材料不仅突出大连自身的优势与诉求，更着重阐述计划单列后。
大连能在国家对外开放布局、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环渤海经济区发展、乃至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更大的作用。
参观考察的点位，除了继续展示港口、开发区、重点企业等“硬实力”，也增加了城市总体规划展示、科技研发机构、职业培训中心、社会保障改革试点等体现“软实力”和综合管理水平的项目。
座谈人员范围更广，除了党政干部、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还特意安排了普通市民、外来投资者、个体劳动者代表，力求呈现一个立体、真实、充满活力的大连。
国家考察组在连期间，工作深入细致，作风严谨务实。
考察组不仅看亮点，也专门去看一些困难企业和老旧城区；
不只听成绩汇报，也更关注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分析；
与领导干部交谈，同样也花大量时间与一线管理者和普通群众交流。
考察组的问题更加宏观、更加犀利，直指计划单列可能带来的深层次影响：
城市自主权扩大后，如何确保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财政单列后，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管理和监督机制？
在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如何处理好与腹地省市的经济关系，避免“虹吸效应”？
扩大对外开放中，如何有效防范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
面对这些“国考”级的问题，林安、魏长海等大连市领导，结合大连实际和国家要求，一一做出了坦诚而富有见地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