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委大院出来，林安坐在车里，微微闭目。
郭峰的态度，有些微妙，没有明确支持，但也没有否定，甚至那句“有困难及时汇报”，似乎留有余地。
这在意料之中。
争取计划单列，涉及省里权责和利益的调整，必然不会一帆风顺。
省里的顾虑、其他城市可能出现的反应，都需要充分估计，并寻找合适的突破口和共赢点。
1983年的6月，渤海湾的风已带上初夏的微醺，但大连市委大楼里的气氛，却比天气更为焦灼。
关于争取计划单列市的论证报告和请示文件，在魏长海、于明伦、陈政等人的带领下，经过数轮封闭起草、修改、打磨，已数易其稿，日趋完善。
林安亲自参与了核心部分的讨论和最终定稿，字斟句酌，务求精准、有力，又能把握分寸。
报告不仅详述了大连的独特优势、面临的体制瓶颈，还前瞻性地描绘了获得相应权限后，在推动东北地区开放、服务国家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可能发挥的更大作用。
同时，报告也以审慎的态度，提出了与省里事权划分、财政基数核定、过渡期安排的初步设想，力求体现“积极争取、稳妥推进、顾全大局”的姿态。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连同那份正式请示，即将以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呈报辽宁省委、省政府，并恳请省委、省政府审阅后，如认为可行，转报中共中枢、政务院。
这标志着大连争取计划单列市的努力，从内部研究、酝酿，正式进入了向上级组织的、程序化的申报阶段。
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
林安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与魏长海等人反复推敲汇报策略，预判省里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应答口径，甚至对报告的装帧、报送的时机等细节，都做了周详考虑。
就在这高度紧张、千头万绪的关头，一封家信从北京飞来，落在了林安的办公桌上。
是妻子王幼楚的笔迹，娟秀的字迹间，透着喜悦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怅惘。
信中说，儿子林曦在外交学院的毕业典礼，定在六月下旬。
林曦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学院领导很重视。
信的最后，王幼楚写道：“……曦儿很希望你也能来，看看他穿学士服的样子。他说，这是他从外交学院‘启航’的时刻，希望父亲能在场。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忙得脱不开身，但……还是想告诉你一声。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林安拿着信纸，在窗前站了很久。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林安都仿佛能看到外交学院礼堂里，儿子戴着学士帽、神采飞扬的模样；能看到妻子和女儿林月坐在台下，骄傲又期盼的眼神；
也能想象到，当司仪念到“林曦”的名字，而父亲的位置空空如也时，儿子眼中可能闪过的那一丝失落。
毕业典礼……对于一个家庭，尤其是对于将外交事业视为理想传承的林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性时刻。
林曦自小跟着自已驻外，耳濡目染，对外交工作充满向往，以优异成绩考入外交学院，如今即将学成，步入他父亲曾经奋斗过的领域。
作为父亲，于情于理，都该在场。
林安的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愧疚。这些年，他忙于工作，对家庭的照顾实在太少。
妻子王幼楚一人操持家务，照料老人，教育孩子，从无怨言。
女儿林月渐渐长大，他这个父亲参与的陪伴少之又少。
对父母弟妹，也多是经济上的接济和书信中的问候，难以亲身尽孝。
如今，连儿子人生中这样一个重要时刻，自已也可能缺席。
林安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想拨通北京家里的号码，告诉儿子，爸爸一定争取回去。
手指在拨号盘上停留了许久，终究还是缓缓放下了。
窗外，大窑湾方向隐约传来施工的声响。
案头，是那份即将决定大连未来命运的报告。
省里的态度尚未明确，中央的考量更在未定之天。
这个节骨眼上，他作为市委书记，作为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和责任人，怎能离开？
一丝一毫的松懈、片刻的分心，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
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多少复杂的关系需要平衡，多少微妙的机会需要捕捉。
林安缓缓坐回椅子，提笔给妻子回信。
信中，他详细询问了毕业典礼的具体安排，叮嘱妻子一定要多拍些照片，替自已向儿子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深的歉意。
林安写道：“……曦儿毕业，即将踏上为国效力的征程，这是我林家之幸，更是国家之需。
我因公务羁身，憾不能亲临见证，心中歉疚难言。然职责在肩，关乎一城之前途、数百万市民之福祉，实不敢有片刻懈怠。望吾儿能体谅。
父亲虽不能至，心实与之同在。望他牢记‘忠诚、使命、奉献’之校训，脚踏实地，勤学苦干，将来在外交战线上，为国家尊严、民族利益，贡献自已的才智与汗水。
此即为对父母最好的报答。”
写完家信，林安心中的波澜并未完全平息。
对儿子的亏欠感，化作了一份更深沉的责任。
他不仅要在工作上为大连争取更好的未来，也要为儿子的前程，尽一份父亲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