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胡同里的老槐树依然光秃秃的，但仔细看，枝头已冒出细小的、毛茸茸的芽苞。
风还是冷的，但吹在脸上，已经没了腊月里那种刀割似的疼。
林安坐在政策研究室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稿纸已经写满了字。
《关于在沿海地区试办出口特区的初步研究与建议（讨论稿）》——这个标题他已经斟酌了三天。
太直白，怕引人注目；太隐晦，又怕说不清楚。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平实但准确的表述。
报告的开头，他引用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段论述，又结合了总设计师近期在广东视察时的讲话精神，然后才是正文。
首先进行必要性分析，列举了一组数据：197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48亿美元，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0.6%。
而同期，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外贸总额就达到了196亿美元。
“差距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是结构上的。”林安在稿纸上写下
“我们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换汇能力低。而制成品出口，又因技术落后、管理僵化、效率低下，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找到突破口。”
接下来进行可行性分析，重点研究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情况。这两个省华侨多，毗邻港澳，有对外交往的传统。
特别是广东的宝安县（今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珠海的拱北，与澳门陆地相连。
如果在这两个地方试办出口特区，有地理优势，也有侨乡优势。
“但最大的优势，是人的优势。”林安写下这句话时，想起了四弟林康。一个下乡八年的知青，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
千千万万个像林康一样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有平台，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最后便是政策建议。同时这也是最难写的部分。税制、外汇、用工、土地、管理权，每一个都是雷区。参考了国外出口加工区的做法，但必须进行“中国化”改造。
企业所得税，林安建议从55%降至15%，同时对投资额大、技术先进的项目进一步优惠。
但加了一句：“优惠期以十年为限，期满后恢复至与内地相近税率，既体现政策吸引力，又保证国家长期利益。”
外汇方面，林安在报告中建议“在特区实行外汇留存制度，企业出口创汇可按比例留存，用于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必要的外事活动”。
但紧接着又强调：“外汇管理权必须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留存外汇的使用需经审批，防止套汇、逃汇。”
劳工制度，提出“特区企业可实行合同工制，打破‘铁饭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并在后面补充：“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工人基本权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每一个大胆的建议后面，都跟着谨慎的限制；
每一个突破的设想旁边，都标注着可能的风险。林安写得很慢，每一句都要反复推敲。
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递上去，可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他必须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话都说圆。
三月四日，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