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二月，春寒料峭。正月的年味儿还没散尽，南锣鼓巷的砖缝里还嵌着鞭炮的红纸屑，可林家小院的气氛却格外不同——既带着年节的余温，又添了几分匆忙筹备的喜气。
林静的婚事，就定在三月初八，据说是个宜嫁娶的好日子。从林安正式接到驻乌干达的调令、离京赴任进入倒计时起，这门亲事的筹备就骤然加快了。
新郎赵庆民，是轧钢厂第三分厂机修车间的技术员，比林静大两岁。家里是地道的老北京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国棉厂的退休职工，一个姐姐嫁到了天津。人长得敦实，眉眼端正，话不多，但干活利索，是车间老师傅们交口称赞的“踏实孩子”。这条件，完全符合林安之前定下的“人老实本分，工人家庭，有正经技术工作”的标准。
两家走动了几回，林大山和王桂芬对赵庆民是越看越满意。王桂芬私下跟老伴嘀咕：“模样是普通了些，可人稳当，眼神正，一看就不是那偷奸耍滑的。静儿那性子，配这么个实诚人，正合适。”林大山抽着旱烟点头：“安子看人准，他定的，差不了。”
林静自已呢？起初是有些不好意思的，但在兄嫂的安排下，和赵庆民单独见过几次面，逛过公园，看过电影。赵庆民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过马路会下意识走在外侧，林静手里东西多了会默默接过去，下雨了会把伞往她那边偏。这种沉默的体贴，渐渐让林静安下心来。她想起大哥的嘱咐——“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安稳踏实”，心里那点对“浪漫”的模糊憧憬，也就化为了对“实在”的认可。
婚期一定，林家就忙碌起来。但林安有言在先：婚事要办，但务必从简，不搞排场，不惹人注意。于是，所谓的“筹备”，也不过是林家自家人关起门来的忙碌。
新房设在赵家。赵家父母把自家住的里外两间筒子房重新粉刷了，腾出外面稍大的一间做新房。赵庆民自已动手，打了张结实的新木床，一个衣柜，一个写字台。林家的嫁妆也简单实在：王桂芬和王幼楚婆媳俩熬夜赶制了两床新被褥，棉花絮得厚厚实实；林安托人从上海捎回来一块“的确良”衣料，给妹妹做新衣裳；林健用厂里的下脚料，给新姐夫做了个实用的工具箱；林康用自已攒的零花钱，买了对印着红双喜的搪瓷脸盆。
最费心思的，是林安这个大哥。他私下找赵庆民长谈了一次，就在轧钢厂外的小茶馆里。两个男人，一盏浓茶。
“庆民，我把妹妹托付给你了。”林安开门见山，语气郑重。
赵庆民有些紧张，坐得笔直：“大哥，您放心，我一定对林静好。”
“怎么个好法？”林安看着他。
赵庆民愣了一下，显然没想过这么具体的问题，憋了一会儿才说：“我……我工资都交给她，不让她受委屈，家里的重活累活我都干，不跟她吵架……”
林安点点头，又摇摇头：“这些是应该的。但我说的好，不止这些。”他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庆民，我马上要出国，这一走，少说三四年。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弟弟们也各有各的事。静儿嫁给你，你就是我们林家的女婿，是半个儿子。往后这些年，时局可能会有些变化，家里外面，都需要一个稳得住的男人。”
赵庆民似懂非懂，但神情更加认真。
“我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林安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无论发生什么，护着静儿，别让她掺和外面的是非，平平安安就是福。第二，孝顺双方父母，他们是工人，是普通老百姓，这是根本，任何时候别忘了。第三，你在厂里，就专心钻研你的技术，当个好的技术员，别的，少听，少看，少说。”
这番话，林安说得推心置腹，也说得语重心长。赵庆民虽然不完全明白“时局变化”具体指什么，但他能感受到这位即将出任大使的大舅哥话里的分量和托付。他重重点头，一字一句地说：“大哥，我记下了。我一定做到。”
三月初八这天，天公作美，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没有迎亲的队伍，没有喧天的锣鼓。一大早，赵庆民穿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朵小小的红花，在自家一个堂弟的陪同下，步行来到了南锣鼓巷。林静也已经打扮好了，上身是王幼楚用那块“的确良”布料亲手缝制的浅红色碎花褂子，下身是深蓝色的裤子，两条乌黑的辫子梳得整整齐齐，鬓边别了朵小小的红色绒花，脸上薄施脂粉，眉眼间既有新嫁娘的羞涩，也有掩不住的喜气。
院子里的老邻居们自然都来道喜、看热闹。何雨柱和韩春梅早早来了，何雨柱还特意从食堂带了几个拿手的凉菜。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三位大爷也都在，易中海照例以“一大爷”的身份说了几句祝福和“夫妻和睦、孝敬老人、团结邻里”的套话。秦淮茹也带着小当和槐花来了，送了两条自已绣的枕巾。许大茂离婚后有点灰头土脸，但也随了份子，说了几句恭喜。
简单的仪式就在林家屋里举行。林大山和王桂芬坐在主位，新人向父母鞠躬，向毛主席像鞠躬，夫妻对拜。没有司仪喧哗，只有亲朋低低的祝福和笑声。礼成后，林静就算正式出嫁了。
按照老规矩，出嫁女要在晌午前到夫家。林静拎着简单的行李，在兄嫂弟妹和邻居们的簇拥下，走出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南锣鼓巷95号院。走到院门口，她忍不住回头，看了看那熟悉的门楼，看了看父母鬓角的白发，又看了看大哥林安。林安对她点点头，目光温和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