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迟缓。日内瓦湖的坚冰在反复的消融与冻结中，终于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龟裂，湖水在阳光下闪烁着清冷的光。林安小组在日内瓦的工作，也如同这湖畔的冰层，在看似僵持的表象下，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来自巴黎的信号，在经历了冬日的晦涩与试探后，开始变得具体而多样。通过不同的、层层掩护的渠道，法国方面传递出越来越多的“非正式”但指向明确的合作意向：不仅仅是矿产、基建，还涉及民用航空、核能（仅限于和平用途）、医疗技术等领域。探讨的深度，也从泛泛的“兴趣”，逐渐深入到技术标准、合作模式、潜在障碍等具体层面。尽管所有讨论都严格限定在“民间”和“商业”框架内，并且刻意回避“海岛”、“承认”等最敏感的政治字眼，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官方推动力和战略意图，已是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的政治风向也在微妙转变。戴高乐在一次关于欧洲未来构想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一著名口号，明确与M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拉开距离。法国政府开始加速与西德的和解进程（签署《爱丽舍条约》），并秘密推进与苏联的接触。这一系列外交组合拳，被北京高层敏锐地解读为戴高乐正在全力打造一个“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极”，而华夏，很可能被他视为实现这一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
“听潮”小组的分析报告连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不断飞向北京。中央的决策天秤，开始明显向“把握时机，大胆推进”一侧倾斜。一份来自最高层的绝密指示，通过最安全的渠道，送达林安手中：
“时机日趋成熟。授权你组，在确保绝对安全、不授人以柄的前提下，可尝试与法方进行更直接、更高级别的非官方接触，目标在于：一、澄清我方在核心利益（海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明建交前提；二、探明法方在政治层面的真实底线与可能的时间表；三、就未来可能的接触层级、方式及保密措施达成初步谅解。此任务代号：‘破冰’。原则：坚定、灵活、保密。授权你临机决断，但任何涉及原则立场的表述，必须事先报备。切记，行百里者半九十，务必慎之又慎。”
“破冰”！林安握着这份薄薄的电文纸，感到手心微微出汗，心跳也加快了节拍。这不再是“听潮”，也不再是“试探”，而是被授权去尝试“凿开”那层横亘在中法之间的、最坚硬的政治坚冰。这是质的飞跃，也是风险的最高点。一旦操作不当，不仅前功尽弃，还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外交风波，甚至给戴高乐政权带来巨大的内部压力。
他立刻召集核心成员，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了一天一夜的紧急推演。他们分析了所有可能的接触渠道，评估了每条渠道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所能达到的层级。最终，目标锁定在两条线上：一条是通过瑞士某位与法国外交部高级官员有私交的、极为可靠的中间人，尝试搭线；另一条，则是利用周明与法国青年科学家勒布伦的“学术友谊”——经过近一年的观察和多重验证，勒布伦本人确实对政治内幕知之甚少，但其叔叔，那位国民议会议员，近期在戴高乐派内部关于“亚洲政策”的闭门讨论中，发言颇为活跃，被视为对华接触的“同情派”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条线看起来最“干净”，最不容易引起M国和“海岛”的警惕。
经过周密计划和向北京的紧急请示，林安决定双管齐下，但以第一条线为主，第二条线为辅，作为验证和补充信息渠道。
第一条线的接触，在一周后，于瑞士与法国边境某小镇一家私人庄园内秘密进行。法方代表是一位自称“外交部经济事务顾问”的中年人，名叫“弗朗索瓦”，举止沉稳，目光锐利。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林安以“华夏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高级代表”的身份出席。
会谈异常艰难。林安清晰、坚定地阐述了华夏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这是中法关系任何实质性发展的不可逾越的政治基础。他也表达了华夏对发展中法关系的真诚意愿和对戴高乐将军独立外交政策的理解。
“弗朗索瓦”耐心倾听，然后提出了法方的一系列关切：建交对法国在东南亚利益的影响、如何应对M国必然的激烈反应、两国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如何管理、经济合作的具体领域和规模等等。他承认，戴高乐将军本人对拓展与东方的关系“抱有开放性思维”，但指出法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和外部压力”，任何改变都需要“充分的理由、周密的准备和恰当的时机”。
“时机，”“弗朗索瓦”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安，“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推动，或者，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水到渠成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