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日内瓦，深秋已至，莱芒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带着寒意的水汽，远处的勃朗峰雪顶在铅灰色的云层下若隐若现。这座城市依旧保持着它国际化的矜持与静谧，各国使团、国际组织的旗帜在略带萧瑟的风中飘扬，各种语言、各种肤色的人行色匆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咖啡香、旧书气息和微妙政治张力的特殊味道。
林安以“华夏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派调研员林原”的身份，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四个月。他和他的小组成员下榻在远离外交区、靠近大学城的一处安静公寓里。他们的公开活动包括参观瑞士的钟表厂、精密仪器公司，与当地商会、经济学者进行座谈，撰写一些关于欧洲市场趋势的、不痛不痒的调研报告。一切都符合一个来自遥远东方、试图了解西方经济的“民间代表团”该有的样子。
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听潮”行动正以极其谨慎和隐秘的方式推进。他们的核心目标，并非瑞士，而是隔湖相望的法国。利用瑞士永久中立国的特殊地位和日内瓦国际中心的便利，他们尝试建立与法国方面非官方的、多层次的接触渠道。
这比预想的更加困难。法国方面，戴高乐政权的对华态度确实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松动迹象，但其官僚体系和情报部门依然对“红色中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根深蒂固的偏见。M国中央情报局和“海岛”情报人员在日内瓦及周边异常活跃，像嗅觉灵敏的猎犬，时刻试图捕捉任何可能的中法接触迹象。苏联克格勃同样关注着这里的一举一动，态度复杂。
林安的工作，更像是在雷区中排雷，在蛛网上行走。他通过早期建立的一些可信赖的中间人，尝试向法国方面传递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经济合作“意向”或文化交流“设想”，并观察对方的反应。
反应是微妙而缓慢的。有时，会有一两位自称是“法国某企业顾问”或“独立学者”的人士，在某个沙龙或学术研讨会上，“偶然”与林安或其小组成员搭话，谈论的话题从天文学到葡萄酒，偶尔会“不经意”地提及法国企业对远东市场的兴趣，或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这些接触往往浅尝辄止，不会留下任何把柄，但林安能从对方闪烁的言辞、试探性的问题中，捕捉到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官方背景气息。
他知道，这是法国人在“听音”，在评估，在犹豫。戴高乐想要摆脱M国束缚、重塑法国大国地位的雄心，与法国国内亲M势力、意识形态对立以及现实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博弈。中法接近，对戴高乐而言是一张可能打破东西方僵局、提升法国国际地位的王牌，但也是一步险棋，可能引发M国的强烈反弹和国内政治风波。
林安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一次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策划的“非正式”交流，逐步增强法国决策层中那些对华接触派的信心，消除他们的疑虑，同时巧妙避开M国和“海岛”的耳目，避免在时机成熟前暴露意图，导致功亏一篑。
这天下午，林安按照约定，来到位于老城区一家不起眼书店的二楼。书店主人是一位年迈的瑞士汉学家，也是“听潮”小组早期发展的可靠关系之一。在这里，林安将要会见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通过多层关系辗转介绍来的、自称是“巴黎某文化基金会项目官员”的法国人，化名“杜邦先生”。
会面在一间堆满东方典籍的小房间里进行。杜邦先生大约五十岁，衣着得体，谈吐文雅，带着巴黎知识分子的典型气质。他自称对东方哲学感兴趣，话题从《道德经》开始，逐渐转向东方与西方对“独立”与“结盟”的不同理解。
“……戴高乐将军常引用雨果的话，‘法兰西要么伟大，要么什么都不是’。他认为，真正的伟大，来自于独立自主的判断和行动，而非依附于某个集团或强权。” 杜邦先生慢条斯理地说着，目光却若有所思地落在林安身上。
林安心中微动，知道戏肉来了。他放下手中的茶杯，用流利的法语回应道：“独立自主，尊重差异，和平共处。这也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贯原则。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有权选择自已的发展道路，而不应受到外部势力的无理干涉和强迫。历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曾为争取真正的独立与尊严而奋斗。”
“确实如此。” 杜邦先生点点头，“但独立往往意味着孤独，意味着要在复杂甚至敌对的环境中开辟自已的道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智慧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