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京郊红星第二机床厂的道路，在1955年早春的寒风里，显得格外漫长而颠簸。
路是压实的土路，坑洼不平，载着林安和另外两名北大同学——三年级的赵卫国和李建华的敞篷卡车，在飞扬的尘土中摇晃前行。
车内气氛有些沉闷，大家都裹紧了大衣，抵御着料峭春寒，也各自咀嚼着对未知任务的忐忑与期许。
赵卫国是典型的北方汉子，高大壮实，说话直爽，反复检查着自已誊抄的、厚厚的机械词汇本。
李建华则文静些，戴着眼镜，一路上都在默背着什么，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划动。
林安年纪最小，话不多，只是透过车厢板缝隙，望着外面飞快掠过的、还带着残雪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树林，以及远处逐渐增多的、低矮的厂房轮廓。
卡车拐进一个挂着“红星第二机床厂”白底黑字大木牌的厂门时，林安的心跳莫名快了几拍。
厂区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也喧闹得多。高耸的烟囱冒着黑烟，红砖厂房鳞次栉比，隐约传来机器的轰鸣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和金属混合的气味。
穿着深蓝色或灰色工装、戴着帽子的工人们行色匆匆，板车、手推车穿梭其间，到处是忙碌而充满力量感的景象。
他们被直接带到了厂部办公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
一机部派驻厂里的协调员、厂里主管技术的副厂长、还有几位戴着眼镜、一看就是技术骨干的工程师，早已等在那里。
一番简短的介绍后，气氛便严肃起来。
副厂长姓王，四十多岁，面孔黝黑，手指粗大，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同学们，欢迎你们来支援！咱们厂这次摊上的任务，是重中之重！
从老大哥那儿引进的这套齿轮生产线，精密得很！图纸、说明书、操作规程，一大摞，都是俄文。
专家再过两天就到，你们的任务，就是当好专家和咱们技术员、工人师傅之间的耳朵和嘴巴！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词儿译错了，一个操作步骤领会偏了，就可能出废品，耽误工期，甚至出事故！所以，必须认真、认真、再认真！”
协调员也补充强调纪律和保密要求，尤其是与苏联专家的相处之道，“不卑不亢，热情周到，严守国家机密和技术秘密”。
随后，他们被分别分配了“跟班”对象。林安被分给了厂里最年轻、但据说技术最好、刚从外地调来的技术科副科长，姓陈，负责生产线核心部分——
新型滚齿机的安装调试。陈科长三十出头，瘦高个，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不多，只是冲林安点了点头。
便递给他一叠厚厚的、满是俄文标注的图纸复印件和几本俄文说明书。
“小林同志，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先过一遍这些资料，把最关键的术语和流程捋一捋。
专家来了，主要靠你沟通，你必须尽快熟悉起来。”陈科长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不容置疑。
接下来两天，林安仿佛掉进了一个由钢铁、齿轮、轴承、公差、热处理等词汇构成的陌生世界。
白天跟着陈科长泡在已经初步完成土建、空旷高大的新车间里，对照图纸辨识一个个巨大的设备基座、预埋管线；
晚上则在分配给他们的、由旧仓库改成的临时宿舍里，就着昏黄的灯光，啃着那些密密麻麻的俄文资料。
遇到不认识的词，就查词典，问陈科长大概是什么部件或工序，然后死记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