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商人继续道：“咱们做买卖的，眼睛就盯着这些差价。眼见山西本地的茶、布、绸缎、瓷器、乃至好些日用杂货的进价涨了，而北边蒙古这边，因为豪格行事……特别，许多部落手里积攒的皮货、羊毛、牲畜急于出手变现，价格反而比往年这个时候还低一些，这一进一出的利差，可就比往常厚了不少。”
他眼中闪着精明的光：“所以，小的们一合计，便咬牙多筹措了些本钱，从南边、从直隶，甚至从更远的江南，加紧调了一批货过来，主要是茶、布、铁锅、盐（官盐特许部分）以及针线、药材这些蒙古人常年必需、消耗又大的东西，数量嘛……比往常这个季节，多了约莫五成，预计七月中下旬，第一批大车队就能抵达大同。”
另一位姓李的商人补充道：“林大人，咱们提前报备，一是规矩，二也是怕货到的多了，一下子涌进市集，把咱们自己好不容易稳住的价钱给砸下去。三是……如今北边形势微妙，岳托又要来，咱们大批货物聚集，也需要官府多加照应，以免被乱兵或马贼觊觎。”
林承嗣听完，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半晌不语。
商人的逻辑清晰而直接：利用区域间因政治、军事、货币政策不同造成的物价差，进行套利，这本身是商业逐利的本性，无可厚非。
崇祯百万两白银砸下去引发的山西本地物价上涨，是原因之一；豪格在科尔沁的倒行逆施导致蒙古部落物资短缺、急于抛售特产换取硬通货和生活必需品，是原因之二。这两股力量合流，造就了眼前这支即将到来的、规模空前的商队。
这对大同的羁縻政策而言，短期看是好事。更多、更充裕的货物，可以更好地满足归附蒙古部落的需求，稳定他们的情绪，增强联盟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皇太极那暧昧的“重新分配牧场”威胁下，充足且价格相对稳定（即便因进货价上涨而有所上调，但比起蒙古部落从其他渠道获取的难度和成本，依然有优势）的大明货物，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安抚和笼络手段。
但林承嗣想得更深。
第一， 安全。如此大规模的商队，货物价值巨万，在豪格尚未离去、岳托即将到来、草原局势诡谲的当口，本身就是巨大的诱惑和风险源，一旦遇袭，不仅是经济损失，更可能引发商路中断、蒙古部落不满、甚至给敌人制造事端的借口。必须加强沿途护卫和市集守备。
第二， 控制。货物多了，交易量大了，市集会更繁荣，但也更难管理。如何确保交易公平？如何防止大明紧缺的战略物资过量流出？如何监控可能混杂在商队中的探子或违禁品？这对他这个开市使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 长远影响。这种因特殊政策刺激和局势动荡产生的贸易暴利，能持续多久？一旦山西新政步入正轨，白银投放速度放缓，或者皇太极换将后稳定了蒙古局势，这种差价还会存在吗？商人们是看到了短期暴利蜂拥而至，但作为朝廷政策的执行者，他需要考虑的是边贸的长期稳定和战略价值。
第四， 那个“降部”。兀良哈部就安置在附近，如此大规模、高价值的贸易活动，对他们会不会产生某种刺激或……提供某种掩护或机会？
思虑片刻，林承嗣缓缓开口：“诸位掌柜审时度势，增调货物，活跃边贸，于国于民，皆有裨益，本官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