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的夏天，北京城闷热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紫禁城内，一种比天气更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正在蔓延。权倾朝野的首辅、帝师张居正，因多年操劳国事，夙夜在公，早已积劳成疾。入夏以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便血不止，虽经名医诊治，却回天乏术。
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五十八岁。消息传出，震动朝野。这位以一己之力支撑起“万历中兴”局面的“救时宰相”，终究未能敌过生死大限。万历皇帝闻讯，为之辍朝，下旨赠上柱国，谥“文忠”，赐祭九坛，葬礼极其哀荣，并派司礼监太监和锦衣卫护送灵柩归葬湖广江陵。表面上，朝廷给予了他作为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尊荣。
然而，在这哀荣的背后，是潜流暗涌的政治地震。张居正的死，如同抽去了支撑帝国改革大厦最核心的那根支柱。他生前凭借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威、与内廷的铁三角联盟以及铁腕的“考成法”，强行压制了所有的反对声音，驱动着庞大的官僚机器朝着他设定的方向前进。如今，这座活火山熄灭了，被压抑已久的能量，开始寻找喷发的出口。
首先发难的，是那些在“考成法”严苛考核下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官僚集团。他们早已对张居正的专权跋扈、威福自用心怀不满，只是迫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如今，机会来了。一些嗅觉敏锐的言官，开始试探性地上书，批评张居正改革中的某些弊端，如清丈田亩中的“虚增地亩”，一条鞭法执行中的“火耗”加重等。这些奏疏，如同投石问路，很快得到了默许甚至鼓励的回应。
风向的转变，敏锐地传递到了紫禁城的深处。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在经历了十年近乎苛刻的严格管教后，内心深处早已对那位永远正确、不容置疑的“张先生”积攒了复杂的情绪——有敬畏，有依赖，但更有一种长期被压抑、被塑造的窒息感与逆反心理。张居正生前，曾因皇帝醉酒闹事而迫使皇帝下“罪己诏”，也曾因皇帝奢侈的念头而严词谏阻，这些往事在皇帝心中，并非全是感激。如今，那个一直笼罩在他头顶的巨影消失了，一种挣脱束缚、真正亲政的渴望，混合着对往昔压抑的报复性释放，开始主导他的行为。
与此同时，内廷的同盟也迅速瓦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作为张居正的重要政治盟友，立刻成为了众矢之的。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很自然地也将矛头指向了他。很快，弹劾冯保“欺君蠹国、贪横不法”的奏疏便雪片般飞来。万历皇帝对这位从小看管自己的“大伴”也早已心存芥蒂，顺势而下，下令抄没冯保家产，并将其贬至南京孝陵闲住。冯保的倒台，标志着张居正时代权力铁三角的彻底崩溃。
扳倒冯保，只是开始。真正的风暴，很快转向了张居正本人及其家族。万历十一年三月，辽王王妃（辽王朱宪?早年被废，其家属对张居正怀恨在心）上书，控告张居正当年构陷辽王，并侵占辽王府邸财产。这如同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积压的仇恨与嫉妒。一时间，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铺天盖地，指责他“专权乱政”、“罔上负恩”、“结党营私”、“生活奢靡”，甚至其子科举高中也被指为舞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