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在皇城各条甬道间呼啸穿梭，将檐角铁马吹得叮当作响。谏院所在的院落并不起眼，与邻近的尚书省、中书省的恢宏气象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冷清。正堂内，炭火盆里跳动着微弱的红光，却驱不散那股子渗入骨髓的、属于言官衙署特有的清肃之气。四壁悬挂着历代直言敢谏名臣的警句，墨色早已黯淡，字迹却依旧嶙峋。此刻，谏议大夫刘晏，一个年约四旬、面容清癯、颧骨微凸的官员，正独自坐在自己的值房内。他面前的油灯灯火如豆，映照着摊在案上的一份奏章草稿。窗外天色晦暗，已是散衙时分，同僚多已归家，偌大的谏院只剩下他房中的一点光亮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甚至有些刺耳。
奏章的内容，让他握着笔管的手指微微发凉，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弹劾的对象，是新近颇得圣眷的张淑妃的远房堂兄、现任洛阳县尉的张骥。风闻此人借着管理洛阳近郊田亩户籍之便，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极低价格“收购”、甚至直接强占了几户军户的永业田，致使田主流离失所，其中一户老翁甚至因此投河自尽未遂。消息是刘晏一位在洛阳县衙当书吏的远亲，于酒醉后含糊透露的，语焉不详，更无确凿证据。按律，御史和谏官有“风闻奏事”之权，即无需掌握全部实证，仅凭听闻便可上奏，以防官官相护、阻塞言路。但这权力也是一柄双刃剑，若所奏不实，轻则遭斥，重则可能反坐。尤其此次涉及宫中外戚，张淑妃近来颇得皇帝欢心，且传闻性情并不宽和。
刘晏搁下笔，揉了揉发涩的双眼。他并非鲁莽之人，深知此举风险。这几日，他秘密寻访了那几户所谓受害军户所在的村落，虽未能直接见到苦主（据闻已被“妥善安置”），但从村中几位老人口中零碎听到的叹息与含糊其辞，以及村外几处明显荒芜、地界碑却已更易的田地，都隐隐印证了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这些远不足以构成铁证。倘若张骥背后真有淑妃甚至更高层的默许，自己这区区一个五品谏议大夫，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想起家中老母的叮咛，妻儿期盼的眼神，更想起自己当年金榜题名、初入谏院时，在前辈灵位前立下的“守正不阿，言所当言”的誓言。夜风卷着碎雪，扑打在窗纸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无数细小的鞭子在抽打着他的衣豫。
最终，他重新提起笔，在奏章末尾，工工整整地署上自己的官职姓名。他并未夸大其词，只将风闻之事、初步查访的疑点以及涉及田亩的大致位置、苦主姓氏（虽未能亲见）一一列明，最后写道：“……此事虽系风闻，未得全证，然关乎军户根本、田土伦常，更涉朝廷法度、官箴廉耻。臣职在谏诤，不敢缄默。伏乞陛下圣察，遣公正之臣密查，若果有其事，则严惩不贷，以正视听，以安民心；若系虚妄，臣甘领妄奏之罪。” 他将奏章誊写清楚，小心吹干墨迹，装入专用的青色奏匣。明日大朝，他将依例呈递。
次日清晨，太极殿内，朔风似乎也被隔绝在外，殿中气氛庄重。轮到谏院奏事时，刘晏出班，高举奏匣，朗声报出弹劾事由。当“洛阳县尉张骥”、“侵占军户永业田”等词在寂静的大殿中响起时，许多朝臣低垂的眼皮下闪过讶异或玩味的光芒。端坐御座的司马柬，面色沉静如水，听完刘晏简洁的陈述，只微微颔首，示意内侍接过奏匣，并未当场做出任何表态。朝会如常进行，仿佛这个小插曲未曾发生。但散朝时，不少官员投向刘晏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有钦佩，有担忧，也有冷漠的疏远。
接下来的几日，表面平静无波。刘晏照常在谏院当值，翻阅各地奏报，仿佛那封弹章从未存在。但他能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在悄然滋长。张骥依旧在洛阳县尉任上如常办事，甚至有同僚隐隐暗示，张淑妃近日在宫中“心情不甚愉悦”。刘晏心中那根弦绷得更紧，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然而，五日后的午后，一名小黄门悄然来到谏院，传皇帝口谕，召刘晏至清凉殿偏殿见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