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颇大的邮包，我伸手接过，扫一眼，果真是我。封皮油腻腻的，不知沾染了什么，眉头便是一皱。络腮胡态度更是恭谨。我站着，他却没有要走，看定我的右嘴角。可能大概是我像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的缘故，努努嘴就翘起来了。他依旧暧昧笑着。
我刚把五十银元捐了，身上没有赏钱；书帖倒是有，估摸他不肯收。含混打发了，他悻悻地走，我回到屋中坐定，端详起手上的邮包来。
厚厚实实的，原邮戳辨认不清，像是泡过水，但从北平转送来；定是邮差投入后，又转寄致此，想来也颇费了周折。仔细端详罢，寄址是日文写就。想是金心异兄，或是“野猪”“野牛”怕误事，辗转递给我。
自从那件事后，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尤其是东洋之物，更让我感到孱奴一般的悲哀。我抖擞着撕开回忆，原址处却没住着什么频交的好友，更是疑惑。用纸刀裁开封条，涌流出一张写真，滑着仰躺在桌上，
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桌上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我仿佛迎面被什么撞了似的，坐在椅子上，却有一种滑脱的感觉，油油地裹在身上，似乎在等待我窒息。
是他，是先生。
此时别先生，整二十年。但上次相见，却在我酷冷的梦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