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9日-20日，柏林及德占法国，行动迅速展开。
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特派小组，拿着由戈林和戈培尔联合签发的“帝国艺术与文化整合”特别命令，在国防军象征性人员的陪同下，开始有选择地拜访一些知名的、记录在案或通过情报锁定的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及学者。命令措辞模糊但压力明确：“为帝国最高外交利益及欧亚文明团结之伟大事业，征调特定东方艺术藏品以供研究及友好展示。”
在一栋巴洛克风格的宅邸前，带队的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年迈的伯爵，以收藏东亚瓷器闻名。少校脱下军帽，举止甚至算得上客气，但眼神和身后两名士兵的存在不容置疑。
“伯爵先生，根据特别指示，我们需要清点并暂时保管您收藏中，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来自东亚特别是龙国的部分艺术品。这是为了配合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外交举措，关乎帝国的未来。请您理解并配合，这是为了帝国的发展，也是对您爱国情操的一次考验。”
老伯爵脸色变幻，他当然心疼那些费尽心思收集的珍宝，有些甚至是他父亲在殖民时代“购入”的。但面对盖世太保的档案、以及眼前军人平静却绝无商量余地的姿态，他只能长长叹了口气，侧身让开：“一切为了帝国。请……请务必妥善保管，它们非常脆弱。”
在另一处富裕工业家的别墅，主人试图争辩几件玉器是“合法拍卖所得”，并暗示自己有高层的朋友。带队的军官只是微微提高了音量，面无表情地重复：“先生，。您是认为，您个人的收藏爱好，比帝国与一个强大友邦的未来关系更重要吗？” 士兵适时地向前微微挪了一步。工业家的额头渗出冷汗，立刻服软，乖乖打开了密室。
整个过程在德国境内相对高效、安静，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秩序感”。恐惧、对国家意志的服从、以及某种程度上被包装成“爱国牺牲”的说辞，让大部分收缴工作得以完成。清单被迅速整理，每一件物品都被仔细包装、贴上标签，运往柏林指定的仓库集中保管。戈培尔要求“务必小心，这些都是送给龙国朋友的精美礼物，也是帝国形象的体现”。
负责执行的是驻法德军占领当局的军管分队， supplented by 一些急于表现的当地附庸警察。命令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找龙国东西，全部拿走。”
在巴黎左岸一栋公寓里，士兵们用枪托砸开了橡木门。房间主人是一位老教授，战前曾游学东方，收藏了一些龙国的民俗物品、字画和瓷器。带队士官粗暴地推开试图解释的老人，指着墙上的一幅山水画和博古架上的瓷瓶：“这些！东方的！全部装箱！”
“但那幅画是仿品！这个瓷瓶是我在跳蚤市场买的，可能是日本的……” 老教授试图阻止。
“少废话！看起来像就是！反抗就是破坏德法友谊与欧亚团结！” 一名士兵粗暴地推搡开老人，另一个已经开始将东西胡乱塞进垫了稻草的木箱。动作看似粗野，但对物品本身反而因为怕弄坏担责任而透着一股古怪的“小心翼翼”——他们接到的死命令是“东西不能损坏”，但方式可以“不拘一格”。
在郊外一座曾被征用的贵族城堡（原主人已逃亡），士兵们更是如狼似虎。地窖、阁楼、仓库都不放过。只要看到有东方纹饰、汉字、或者看起来“异国情调”的物件，不论其真正来源（有些可能是越南、暹罗的，甚至有些只是欧洲仿东方风格的作品），一律打包。反抗？一枪托或者几拳就是回答。记录？只有简单潦草的清单：“巴黎某处，东方物品X箱”。
更有些地痞出身的附庸警察，趁机中饱私囊，将一些小件金玉饰品偷偷藏起，但大宗、显眼的器物则不敢怠慢，源源不断地运往火车站，在武装押送下开往德国。
短短几十个小时内，一场以“文明归还”为名、实则混合了政治算计、暴力征收和底层执行扭曲的闹剧，在德国及其占领区上演。柏林方面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战利品”数量（尽管真伪混杂），准备以此作为向赵振示好的重磅筹码；而法国人则再次尝到了被占领的屈辱，只不过这次剥夺的借口，套上了一个看似“崇高”的文明道义外壳。这些带着硝烟、仓促、以及各种不明来历印记的文物，正迅速向柏林集结，等待它们的，将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外交展示。而远在伦敦的丘吉尔若得知此情此景，恐怕会气得再摔一个墨水瓶——他求而不得的“诚意”，被他的死敌用这种混合了高效与野蛮的方式，抢先“制造”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