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门刚关上，助理的脚步声还在走廊里回荡。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小林那份《初步设想》的文档还开着，光标停在“双签机制缓冲期”那行没动。窗外阳光挪了个位置，照在桌角那份还没合上的笔记本上，刚才记的四个模块字迹有点糊了。
这时候人力资源的老陈推门进来，手里夹着个文件夹，脚步挺稳，但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李总，打扰一下。”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急着打开，“刚开完会，我想趁热打铁，把‘二代培养’这块往前推一步。”
我没抬头，顺手拿笔把本子上“能力成长路径”
“说。”
“我觉得，传承能不能落下去，关键就看第二代怎么带。”老陈坐下来，翻开夹子，“现在框架有了，理念、权责、机制都列出来了，可人呢？谁来接这个棒？不是我说，光靠制度自动运转，太虚。得有人真正在岗位上扛起来。”
我抬眼看他。
他迎着我的视线，没躲：“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启动试点？挑一两个年轻人，送出去系统培养，等他们回来，正好赶上交接节奏。”
屋里安静了几秒。空调外机嗡了一声，风吹得白板上的便利贴边角翘起来。
我慢慢点头：“可以。但得讲清楚——这不是给谁开后门，也不是提前定接班人。就是一次能力投资，跟派骨干去进修一样。”
老陈松了口气，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我有个想法。”我把笔搁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我次子李轩，今年大三，专业基础还行，脑子也活。我打算送他去哈佛，读双学位，一个偏技术架构，一个偏组织管理，五年拿下来，回来从基层做起。”
话音落地，老陈脸上的轻松一下子没了。
他手指在文件夹边缘敲了两下，没看我，低声道：“李总，这……哈佛是好，可那边环境跟咱们这儿差得远。课程压得狠，文化也不一样，万一适应不了，节奏被打乱，反倒耽误事。”
我没急着反驳。
“你说得对。”我靠向椅背，椅子吱呀响了半声，“我当年去MIT的时候，第一学期差点挂科。住在地下室，冬天暖气时有时无，教授讲话像机关枪，作业堆成山。有次我熬到凌晨三点，坐在楼梯间啃冷面包，心想还不如回国卖红薯。”
老陈抬眼看了看我，没说话。
“但我撑下来了。”我接着说，“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学校有支持体系——学术辅导、心理疏导、国际学生办公室随时能找。而且我那时候知道，要是退了，家里不会兜底，只能自己扛。”
我顿了顿：“后来我们公司外派过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富二代，一个去柏林工大，一个去东京大学。头半年水土不服，都想跑回来。但我们给了他们资源：定期导师对接、季度评估、紧急联络通道。两年下来，人都变了，现在一个是研发中心负责人，一个管着亚太区业务。”
老陈听着，手指慢慢停了。
“所以这次我也不会搞特殊。”我直视他，“李轩过去，没有保送岗，没有直升梯。每年评估一次，GPA低于3.5，项目自动终止，回来走普通晋升流程。要是连毕业都拿不到，那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屋里又静了。
老陈低头翻了一页纸，像是在看什么数据，其实夹子里是空的。
“您是说……这套机制能复制到其他人身上？”他问。
“当然。”我说，“他只是第一个试点。如果跑通了，明年我们可以选三个、五个，甚至十个苗子，按不同方向送出去。家族不家族的不重要，谁能达标谁上。”
他慢慢点头，肩膀松了下来。
“那……选拔标准呢？”
“两套。”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硬指标：在校成绩、语言能力、综合测评；软指标：抗压测试、团队协作模拟、跨文化理解题。全部量化打分，前十名进候选池。”
“退出机制呢？”
“除了学业不达标，还有三条红线：违反当地法律、严重学术不端、主动放弃项目满两周。只要踩一条，立刻清出名单。”
老陈终于笑了下：“听着比考公务员还严。”
“本来就不该轻松。”我说，“这是为公司未来十年铺路，不是送孩子留学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