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事权集中：所有刺史、太守、以及重要地区的县令，均由中央直接任命（吏部提出人选，皇帝批准）。地方长官可自行辟署（聘用）一些低级佐官，但名单需报吏部备案。
诏书颁布后，尚书省吏部立刻成为了最繁忙的衙门。根据诏令精神和皇帝“选派得力干员”的指示，吏部尚书会同左右侍郎以及各司郎中，日夜翻阅官员档案，考核政绩、资历、品行、能力。
一批在之前战争中表现出行政管理才能的官员得到了优先提拔。例如，原负责后勤粮草、处事精干的某位参军，被任命为关中某郡太守；一位在接收凉州过程中展现安抚手段的文官，被派往陇西某县担任县令。
同时，也注重平衡与安抚。一些愿意合作、名声较好的原东晋旧吏或凉州当地大族中的贤能之士，经过严格考察后，也被酌情授予郡县副职或边远地区县令等职位，既利用了他们的经验，也稳住了地方人心。
而对于一个特殊的存在——河西大都护府，诏书给予了专门条款：
“河西之地，民族杂处，地处边陲，战略攸关。特设河西大都护府，治所姑臧，总揽凉州及西域事务。大都护独孤信，秩同三公，假节钺，兼领凉州刺史，专擅军政，便宜行事。”
这赋予了独孤信极大的自主权，是对河西特殊性的承认。但诏书紧接着明确：“然，大都护府乃大秦疆土，均需遵行《永兴律令》。赋税征收、官员任命（除大都护可自行辟署部分属官外）、律法施行，需与朝廷制度一体。大都护需定期向朝廷奏报政务、军情。朝廷派遣之御史、使者，大都护府须全力配合，不得阻挠。”
这就将河西大都护府纳入了国家整体体系，既给予了灵活性，又确保了中央的最终控制权，防止其成为国中之国。
一道道任命文书盖上吏部的大印，由信使快马加鞭送出。一批批精心挑选的官员，怀揣着朝廷的任命状和对未来的憧憬，离开长安，奔赴全国各地上任。他们带去的，不仅是皇帝的权威，更是新朝的律法、赋税标准以及“永兴”年号的秩序。
改革地方行政的诏书，如同在中枢架构之后，为帝国构建起了坚实的躯干与骨架。它旨在打通中央与地方的经脉，将皇权的触角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汲取资源，贯彻意志，稳固统治。一场深刻的地方治理变革，伴随着这些新任地方官的脚步，悄然在北秦大地上展开。其效果如何，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但变革的序幕，已然拉开。